从1824年开始，基督教新教由国外传入辽宁省境内，期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传教士，有的甚至为福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基督教在辽宁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八位影响力比较大的外籍传教士，下面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

在这之前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八位外籍传教士的八个共同的特点：

1、基督教中国化。现在我们讲基督教中国化，其实在100多年前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很注重中国化，比如他们有的是“中国通”，甚至有的人会多种地方方言。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的名字，而且名字里面有的包含信仰，有的包含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有的人还加入了中国的家族族谱。他们是蓝眼睛，高鼻梁，但是他们有的人也穿着中国传统的服装；有的学者型的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和传统的文化很是了解，并且有专著介绍中国的文化。

2、他们很“接地气”。他们有的很熟练的讲汉语和当地的语言，有的在传教之前甚至专门学习汉语一年多，这样在语言上和中国信徒的沟通就没有了障碍。他们懂得和当时地方政府官员、绅士、老百姓等有着密切的、友好的关系和联系，包括在建教堂、建医院、建学校、建慈善机构等方面取得了当时中国政府和一些人的支持。

3、他们虔诚的信仰上帝，他们也很热爱传教事业，热爱中国这块土地，有的人甚至在中国呆了几十年，直到归天家，也埋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的人为了传教和慈善事业，终身未娶未嫁；还有的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侵略，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帮助中国人民。

4、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艺术、农业、各学科知识、医疗、医术、教育、体育、绘画、音乐等带到了中国，有的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

5、他们有的是只身一人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有的是一个团队，来到中国传福音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没有牟取利益的企图，就是为了神的福音。

6、他们在传福音的同时也会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信徒和普通的民众。

7、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都比较高，有的是“双料”博士，有的毕业于世界名校，如剑桥大学等。他们当中有的人不仅仅是传道，而且是多才多艺的，如既是牧师也是医生、园艺师等。

8、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过着俭朴、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将国外的资金或薪金用于在中国的传教和慈善事业、教育事业上。

以下是这八位在辽宁具有影响力的外籍基督教传教士的事迹简介。

一、罗约翰

罗约翰（John Ross，1841-1915），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时年三十岁，新婚不久的罗约翰牧师，受苏格兰长老会（the Scottish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差派，携妻子远渡重洋，经烟台抵达当时商埠牛庄（今营口地区）购地筑室开始宣教工作，营口成为英美基督教差会住地。翌年，中国籍的王静明、林万缢等首先受洗归主，这是东北第一批受洗的信徒。随后，罗约翰在营口太平山设立教会，光绪二年（1876年）他委派王静明到奉天（今沈阳市）传道并寻找设立教堂的地点。

同年，罗约翰携家眷到奉天，在西华门租房传道。光绪七年（1881年），在小河沿买地定居，后来到辽阳市传教，在城内建礼拜堂，当时信教人数达到2800多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天东关礼拜堂正式落成，按立刘全岳为牧师；光绪十九年（1893年）与邻庆发一道创立铁岭懿路教会。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两个宣教会，在奉天开办“学道班”，罗约翰为负责人，并先后创立沈阳白塔堡、辽中土耳索教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民国二年（1913年），“学道班”进一步发展，罗约翰被苏格兰、爱尔兰两个宣教会委派为奉天神学院院长，创办神学院。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关东教堂被义和团焚毁，在义和团的善后处理中充分体现了罗约翰对中国的态度和适当举措。

义和团运动之后，罗约翰与爱尔兰宣教士傅多玛与地方官员增祺将军交涉、协商将赔款减少至三分之一，只求对死难信徒家属予以抚恤，对抚恤金也做了让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新教结案顺利，得到地方官的赞许与嘉奖，这也充分体现了罗约翰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中国公民无论何信仰都顺服在中国法律之下，信徒与非信徒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详见沈阳市民族宗教局2022年：《沈阳宗教·沈阳基督教》） 他们得到赔款白银57.3万两后，重建东关教堂，教堂至今还在。笔者曾经看到东关教会大礼拜堂东南侧的一个小屋，依据说明那里就是当年罗约翰牧师翻译朝文圣经的旧址。(现为东关教会历史展馆)

1910年，这时年近七旬的罗约翰牧师年迈体弱，于4月8日退休回国。回到苏格兰后，继续帮助苏格兰-中国的传教事业。1915年罗约翰牧师在苏格兰故乡安然逝世。当讣告传来，信徒追念不己，东关教会特镌石碑文书其功绩，嵌在大礼拜堂讲台中央墙里，宽1.6米、高1米以示纪念，保存至今。

二、司督阁

司督阁（Dugald Christie, 1855-1936）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系内科、外科双医学博士。他是近代来华著名英籍医学传教士，从1882年至1923年在我国东北地区施医传教，历经40年，先后创办了盛京（今沈阳）施医院、女施医院、盛京西医学堂，是第一位将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教士。1885年被清政府授予皇家双龙勋章，曾任教会医学委员会主席（1907），也是中国博医会创建人之一。

1907年，司督阁正式向东三省总督府提出办学请示，总督徐世昌对此非常支持，并在盛京施医院东侧拨地一块，每年拨银3000两，同意司督阁筹建奉天医科大学。1909年，司督阁又从英国募集5000英镑，补充建校资金；同时聘请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医生嘉克森和利物浦大学毕业的病理学家毛乐尔大夫来奉天协助司督阁本人建校。在原盛京施医院的东南角，建了一座欧式教学楼。司督阁被誉为“东北西医第一人”“东北西医鼻祖”，也是“以医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领头羊。

宣统三年（1911年），因在在奉天预防鼠疫中立功，英皇授予司督阁圣米查圣乔治勋爵士，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辽宁）、吉、黑三省各界，感于司督阁在东北首创医学医院，在医科大学门前为他建立一座铜像作为纪念，当时张学良将军前来行揭幕礼。

司督阁在传教过程中传播红十字精神，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战地红十字医院。在辽宁省营口市区城中心有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建筑面积560平方米，前身为1906年日本建造的牛庄邮便局，经考证为早期红十字活动遗址，现为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现已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确立为红十字文化传播教育基地。展馆共展出图片570余张，各类相关文物120余件，其中有“中国第一个红十会医院在营口成立“，司督阁的照片赫然放在首位。

三、倪裴德

“我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尔把他的大半生给了法库。他从1897年就到了那里，直到1942年才离开。这45年里，他作为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长期在法国传教——在清朝末期，皇权风雨飘摇，中国屡受列强欺辱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在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时期，奉系张大帅、少帅坐镇沈阳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在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扶持伪满政权上台的时候，他和中国百姓在一起，一直坚守到最后，于194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马克·奥尼尔：《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第12页）

倪裴德（（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1859-1952年）英文名字翻译成汉语为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科特·奥尼尔，英国爱尔兰人，牧师，曾获英国皇家学院哲学与神学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在国内的优裕仕途，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受英国差会派遣到法库县任东北基督教长老会法库教区的教区长。据辽宁《法库宗教史》记载，有英国牧师倪裴徳在法库城乡传教，发展教徒近百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杀死了长老，烧毁了礼拜堂，赶跑了牧师倪裴德，关闭了教会解散了教徒。光绪二十八年倪裴德重返法库，恢复了基督教，倪裴德在此定居传教长达45年之久。

这是一位有慈爱之心的传教士，更是一位主张公义，痛恨侵略，爱中国的、爱人民的，一位值得尊重和纪念的基督教传教前辈。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等９位爱国志士冒死收集日军罪证，装进绣着“Truth ”（真相、真理、真实性、真实的意思）的蓝布包，辗转请倪裴德等传教士和国际友人递交给国联赴华调查团，使日本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真相”文件最后能够被调查团看到，离不开倪裴德等国际友人的冒死相助。在中国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到：“让我们记住这三位国际友人的名字，法库基督教教区牧师倪斐德（（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 RYoung），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William McNaughtan）”，他们都是基督徒！在文件递交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倪斐德。刘仲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把材料交到倪裴德手中时，倪斐德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倪裴德在法库创立了顾家房身、金家屯、通江口、辽源县、康平县等教会；在开原创办了辽北第一所近代学校，在法库建立崇德中学、纯贞女子小学各一所。他亲自讲授西方科技知识，在法库教区还设立了三所医院。（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辽宁省志·宗教志，第182页。）我们在开头引用的那本书《闯关东的爱尔兰人》是2012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马克·奥尼尔，是倪裴德的孙子。内容介绍故事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奥尼尔（Frederick William Scott O'Neill）即其祖父倪裴德。

45年，倪裴德在辽宁、在东北的大地上传教45年！他常常自带干粮，骑毛驴往来往来于各教会之间广传福音，他精通汉语，对中国儒家学说经典有较深的研究，常借回英国休假之机到各地讲学，向学生们介绍中国，在花甲之年仍不愿退休，愿与辽北人民生活在一起，直到82岁高龄被日本侵略者俘虏遣送回国。他在辽宁乃至东北基督教界影响很大。一位法库的牧师这样评价他：“他向法库倾注了全部的爱，是这里的名人，我们非常感激他。当年传教士播下的种子现在是我们收获果实的时候了。我国的政策提供了广泛的宗教自由，上帝爱中国。2009年6月，在我们任命两位新牧师的仪式上还提到了弗雷德里克，我们感慨为什么当初他没有选择一个相对富足的城市，而是法库这么一个贫穷地区呢？”（《闯关东的爱尔兰人》第258页）倪裴德也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一份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基督教先驱。

四、于承恩

这位牧师我“挺熟”，因为我在2022年的2月份到他所在传教的辽宁省丹东市，听到、看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迹，也用文字和图片做了介绍。

于承恩牧师（Johannes Vyff，1870-1932），汉语名字又叫于约翰，丹麦人。他生于1870年8月10日，1932年9月9日在中国丹东去世并葬于丹东，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受丹麦信义会差派的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丹麦传教士。他不仅仅是牧师，还是教育家、园艺师、医生，他不只是在丹东建教堂，还兴办了许多公益和慈善机构。据资料显示，一百多年前，于承恩、吴立身、安乐克、郭慕深等70余名丹麦传教士、医生、护士、园艺家、教育家、建筑家先后来到当时的安东，创办了医院、学校、育婴堂（孤儿院）等。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于承恩到达旅顺。翌年，经大孤山与传教士柏卫同等到安东（今丹东），在元宝山天后宫街道建造房屋，先后在市区后沟和兴隆街租房传道。光绪三十年年（1904年）在牧师府住宅院内建房5间做礼拜堂，办理义工和传道人培训班。于承恩牧师在教堂建立起来没多久，他注意到当地疾病流行，决定在宗教之外用更实际的方式救助当地人，于是请来了另一个丹麦人安乐克（Soren Anton Ellerbek，1872—1956）于1906年创办丹国医院。 笔者曾经到这里参观过。这是一栋带有地下室的三层楼房，还有一栋二层楼用于门诊。1919年，丹东暴发霍乱，安乐克带领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医生在丹国医院附近的天后宫设置临时医疗场地，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宣统元年（1909年），于承恩任东沟镇教会第一任牧师，创办基督教元宝山三育小学，这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小学；民国五年（1916年），协助郭慕深教士创立安东育婴堂，同年，安东大礼拜堂正式建立，可容纳600余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于承恩又建立礼拜堂牧师府，并新建丹东宣教士子弟学校校舍，解决丹麦来华宣教士子女受教育问题。

于承恩来华传教二十九年，先后创立了大东沟、六道沟、九连城、浪头等四个教会，唐山城、五龙背、安平河、虎山四个基督教支会，并著有《人生须知》一书。民国二十年年，1931年9月17日，于承恩因白血病在安东归天家。当时安东教会、劈柴沟三育中学为他在校园内竖立纪念碑。

我在丹东拜访、参观过于承恩牧师建立的教堂、育婴堂、医院等，耳闻目睹他在丹东、辽宁是一位至今被当地所纪念和追忆的基督教宣教士、一位好牧者。

亲爱的弟兄姊妹关于在辽宁基督教历史上八位有影响力的传教士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里，请继续关注。愿神记念那些基督教传教先驱、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我们平安，愿主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