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向一位研究基督宗教的美国朋友请教些问题，在谈话中，针对国内很多信徒过度热捧外国传教士的问题，他指出：“了解中国教会史，不能仅仅说传教士，其实你们中国基督徒同样很伟大。不可否认，传教士在华的生活条件远比中国牧者优越多了，在教会事工上，中国牧师付出了更大的艰辛。”

这位美国学者说的问题，可谓真知灼见。确实在当前教会里，谈到近代中国教会史，很多牧师信徒都会脱口而出戴德生、伯格理、李爱锐、司徒雷登等等名字，但梁发、席胜魔、刘廷芳、丁立美等等华人牧者的见证，不仅很少被提及，甚至很多信徒连他们的名字都没听过。可以说，除了倪柝声、宋尚节、王明道等少数几人经常被提及外，绝大多数的近代中国牧者、信徒对于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今天基督徒在介绍中国教会对于社会的贡献时，也基本只谈到外国传教士。比如去年底社会上的抵制圣诞浪潮，很多基督徒（包括非信徒）都拿出历史事实作出回应。但所提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传教士。

不可否认，外国传教士对于近代教会甚至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他们的辛勤耕耘，中国教会将会是另一个境况。但正如这位美国学者说的，华人牧者信徒同样为近代中国教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或成为传教士的助手，帮助拓展神的国度。或成为独当一面的牧者，传播福音、牧养信徒。而不少中国信徒也跟外国传教士一样，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基督徒了解中国教会史，向非信徒介绍历史澄清误解时，除了宣传外国传教士外，也不能忽视中国牧者与信徒。

中国基督徒在福音事工上大有能力：在近代宣教史上，在近代早期西方传教士无疑是在华宣教的主力，他们把福音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各地。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基督徒的增多，生命的成长，华人逐渐取代外国传教士，成为是中国福音事工的中坚力量，涌现了不少出色的布道家，除了余慈度、宋尚节、计志文等等外，丁立美牧师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是来自山东的牧师，为中国最早的布道家之一。1910年6月，基督教青年会在河北通县召开"华北基督徒学生大会"，大会成立了"中国学生立志献身布道团"。丁立美被任命为首任的巡行干事。这一年他主领了87次布道会，讲道200余次。他有时在一个月之内带领千余大学生信主，在几十所大学中设立支团，团友达一千六百人之多，献身终生传道者甚多。1918年，丁立美深感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仍有很多人未听到福音。于是在江西牯岭山和几位同工一起发起中国国内布道会。次年，丁立美亲自带领布道团，到云南、贵州、西康、蒙古等边远省份传道，把福音带到少数民族中间。到1919年，他实现了他曾许下的诺言，将福音传至中国18个省份。  可以说，丁立美一生的布道事业，正是中国基督徒担负起福传事工的真实写照，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中国教会先贤为福音事工做出的贡献。

中国基督徒在科教文卫事业上颇有作为：教内外的人说起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会肯定西方传教士在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基督徒同样也在这些领域颇有作为。中国信徒可以说是近代历史上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群体。他们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又因着所掌握的先进知识，成了社会各领域的精英，由此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比如在教育领域有，张伯苓、李登辉（复旦校长、不是台湾政客）、马相伯、吴贻芳等等。医疗事业上则有，石美玉、林巧稚等。而晏阳初、颜永京、何启等等在社会事业上颇有作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移风易俗以及公共事业的发展。此外像刘廷芳、赵紫宸、韦卓民、王治心、谢扶雅等等致力于神学与国学的对话，为基督教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总之中国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发展上做出了不少贡献，必须给予肯定。

中国基督徒普遍拥有爱国心：一直以来总有一种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而在近几年抵制圣诞的言论中，也有将过圣诞视为汉奸者。这些言论其实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基督徒都是不爱国的，其言行与国家利益相悖。其实在动荡的近代时期，中国基督徒与全国民众一起经历了国家的苦难，并有不少人为了中国存亡而奋斗，表现了拳拳爱国之心。面对晚清的腐败无能，孙中山、刘静庵、陆皓东等等基督徒积极投入到国民革命的事业中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贡献。而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很多基督徒投入其中，比如：七七事变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将《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呼吁抗战的刘良模先生；积极呼吁信徒投入抗战，并参与战场救护的于斌主教等等。这些基督徒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某些非信徒认为基督徒不爱国的指控是毫无依据的，近代很多基督徒的义举，展现了爱国主义情操。

我们宣传外国传教士的感人见证，确实能够澄清一些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误解。但对于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半会是难以接受西方传教士的。因此多介绍中国基督徒的美好见证，是能消除一些隔阂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中国教会的前辈走过的佳美脚踪，也是对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激励与鼓舞，让我们继承先贤之信的属灵遗产，更好地荣神益人，拓展基督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