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欧洲新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

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追求的目标是“回到早期的教会”，认为老的都是好的，现在的是不好的。但是到了19世纪，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让思想界的人看到，人类历史是一直在演进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提出，人类的历史从由原始，到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最后是共产主义，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在马克思社会改革学说中的一种投射。

整体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他让人看到，我们不一定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看到未来，那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世界。19世纪，有了火车、电报，人们开始学会用电来做许多的事情，对于未来有着乐观的倾向，还认为可能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发生战争了，取而代之的是和谈和交流。

谁知，1914年，在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的双方都是信主的，基督徒、天主教徒或者东正教徒，他们都说是为了主的荣耀去战争。这次战争，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人们觉得，为什么人类的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竟还会用这样低级的、上千年以来终止纷争的方式——战争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更好的方式。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教会就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教会开始从人们的社会中心退出，本来19世纪的时候，教会在欧洲社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战之后，基督教在欧洲社会当中的位分开始消减，并走向边缘。

直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虽然说它们是基督教国家，但其实，里面真正很敬虔的、能常进教堂做礼拜的人，并不多。

另一个是，欧洲教会里面也出现了反思，认为教会真的在爱、合一方面缺少见证。在书里，冈萨雷斯提到了瑞典几位著名的神学家，一个叫纳特汉·瑟德布卢姆，他是乌普萨拉的大主教；在20世纪之后，又出现了代表北欧的奥伦和尼格伦。还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是卡尔·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当时的教会有所反省，提出，上帝是在我们这边，还是在那一边？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里很多乐观的思想家都觉得，上帝已经唾手可得，因为人们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教会认为要去体现出上帝的荣美。

但是巴特研读了《罗马书》，得到的感动是，上帝不是永远在我们这一边的，而是在那一边。在那一边的上帝，对我们永远是一个审判。我们觉得自己的手可以够到上帝，这是人的宗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信仰。巴特藉着罗马书释义，惊醒了当时的欧洲人。

在20世纪30年代，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在教会界、思想界、哲学界和人文学界都有影响。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谈论“什么是信仰”。巴特认为，信仰就是对上帝的否定，抱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去面对。就是，上帝否定你的祷告、生活甚至你自己，但是你是抱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去接受。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瑞士萨芬威尔小的村庄里做乡村牧师，每天听他讲道的都是煤矿工人，但是他在教会牧会了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写了《罗马书释义》，因着这本书，他直接从教堂去了哥廷根大学，做了神学教授，后来去了马尔堡。二战时期，他反对纳粹，不能继续留在德国，就回了巴塞尔。

还有一个人是德国的年轻牧师潘霍华，他是一个行动者。希特勒曾经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这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德国的教会也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并且疯狂的支持他。

潘霍华研究圣经和神学，带着反省的心理，他觉得教会应该和政治保持距离。后来希特勒反犹，颁布雅利安人法，规定教会里的犹太人都要离开，他觉得更加不对。因此，潘霍华在德国不受欢迎，被领导派到英国做侨民的牧师，后来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教书，并且可以留在那里。

但是他说：“如果我现在留在美国的话，我就无份于德国的心灵重建。”所以他决定回去，和德国的人民在一起，他不希望德国的状态永远地在希特勒的情况底下。后来，他参加了反纳粹的地下活动小组，1944年被盖世太保抓获，第二年被绞死。临死前，他说：“在你们看来，今天是我生命的结束。但在我看来，今天是我生命的开始。”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

潘霍华认为，当人类的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帝是在幕后，而不是幕前，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木偶和操控木偶的人。他希望人可以从道德、思想方面，有可以更成熟的看见。他认为，那些高唱希特勒是德国弥赛亚的人，和旧约时代那些拜偶像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大。一个成熟的人，要摆脱地级宗教、偶像宗教对他的影响。这些思想对于20世纪的基督教，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二战之后，基督教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苏联对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当时的社会，非常喜欢苏联，因为没有苏联，就无法打败纳粹德国。很多人觉得，苏联以及苏联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当时欧洲很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非常亲苏联。

当时很多的基督教领袖，像英国坎特伯雷的教长Johnson，捷克夸美纽斯神学院的院长赫罗马德卡，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或许是导致今天的教会要进行反省的原因。总的来说，20世纪的欧洲教会，迷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