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之魂与社会共构的精神支柱，是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也是事关兴衰的“软实力”。 [（1）]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继提出自宗教届和信教群众能为社会和谐、积极社会发展做贡献之后的又一新号召。

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教不仅以信仰的形态，也以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形态长期存在，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能缺少自己文化的内容，宗教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及信仰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其他文化所难以取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基督宗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在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中亦得到相对吸纳。这些宗教共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文化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尤其可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有着不凡影响。不能忽视宗教信众，不能放弃宗教文化，不能忘掉宗教在以德治国中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宗教文化在我们今天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独特作用。”[（2）]

由此可见，深入挖掘宗教文化中的和谐资源，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独特的积极意义。本文以厦门市为例，浅谈基督教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150年前的厦门市基督教竹树堂

(1)基督教文化对近代厦门的影响

1842年2月14日，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稗理登陆鼓浪屿，拉开基督教新教在厦门的传播。继雅稗理之后，波罗满、罗啻、施敦力、打马字、宾为霖、杜嘉德、麦高温等英美传教士接踵而来，他们除了宣教，还为厦门社会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时中国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下，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这个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东方古国失去了与世界学习、交流的机会，以致远远落于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强国；另一方面满清政府日益腐朽，专制愚民政策导致国民素质日渐低下。此时，被大思想家龚志珍称之为“衰世”。

基督教入厦后，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消除当地人对信仰的误解，纷纷开设学校。自1844年，英国伦敦会的施敦力在鼓浪屿开办福音小学后，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厦门建立，如寻源中学、英华书院、福民小学、养元小学、启悟小学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师者们不仅教导基督教真理，也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卢戆章、林语堂、余青松、李来荣等一群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人才就得益于此，为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那时，受男尊女卑思想，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非常低下的地位，她们大都没有文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在家恪守封建规范。教会本着博爱精神，同情广大妇女的命运，无论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都纷纷投入到妇女的解放中去。教会开设女学，发起天足会、收养女婴、解救婢女等，不但让不少妇女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束缚，更造就了一批新女性，如林巧稚、殷碧霞、周淑安姊妹等，巾帼不让须眉，活跃于社会各界。

医疗是教会开展的重要慈善事业，因他实践耶稣基督救死扶伤的教导，自唐代来华的景教就已开始医疗事业。近代来厦的传教士亦继承优良传统，开设医院救治病人。1842夏，美国医生甘明来到厦门，开始医疗事业的发展，教会接着开办了智识窟医院、济世医院、竹树脚保赤医院等。1898年，美国归正会在鼓浪屿开设厦门最早的正规西医院，即救世医院（后于鼓浪屿医院合并为厦门市第二医院）。

教会的医疗事业不但解救人脱离病魔，同时也使西医得以在中国扎根，培养了陈天恩、黄大弼等一代闽南名医。值得一提的是，救世医院首任院长、美国归正会郁约翰医生在1910年4月为救治病人而献出了生命，他的义举正是教会开展医疗事业的真实写照。

而当时的传教士们还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畬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并回答诸多关于世界各地的知识，为其日后编写《瀛环志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此外，打马字、罗啻、养为霖等人为了让厦门人更好地读《圣经》、唱圣诗，创造了以拉丁字母联缀切音的闽南语白话字，为汉语拼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说起鼓浪屿，很多人会联想到音乐，因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甚大，岛上先后存在10座左右的教堂，唱诗班、风琴、钢琴的美妙陶冶了居民的情操，也造就了鼓浪屿人爱好音乐的传统，孕育了殷承宗、林俊卿、许斐平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成就了“音乐之岛”的美名。同时，教会也将体育运动带到了厦门，据称，厦门是中国最早开展篮球、田径的地区之一，而成长于教会的马约翰先生，更是被誉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2)基督教文化对当今厦门的影响

改革开放，特别是厦门被批准为经济特区后，基督教在厦门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30000多名基督徒，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不同领域。他们发挥自身优势，爱主爱人，作光作盐，和睦相处，在维护和谐、维持稳定，海西建设，扶贫救灾、帮困助学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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