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的女孩子来说，外出工作、逛街、旅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很多妇女因着小脚的原因，导致行动不便，很难外出活动，进而也无法成为社会的“半边天”。那么缠足这种陋习，是如何从中国消失的呢？

根据传说南唐后主李煜命嫔妃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这是中国女孩裹脚的起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裹脚而非后世的缠足。直到南宋时期，这种审美才在宫廷成为风尚，《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

到了明代时期，社会上开始以小脚为美，时人王鸿渐《西楼乐府》中“狸红软鞋三寸整”。“三寸金莲”成为当时时尚，如果不缠足的女人即使长得漂亮或者地位崇高，同样也会让人看不起。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母仪天下，可却因着一双大脚，而成为后人的谈资。

小脚在明清时期不仅是一种美，也是女人的隐私，一旦看男人看见，则是极大的羞辱。而有些变态的男人则以小鞋饮酒，满足其荒谬的心理。因此在“女为悦己者容”的观念，很多女孩被迫从小开始裹脚，不然难以在长大后嫁个好人家，从而耽误一生的幸福。

她们很小就用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之畸形变小，在这期间小女孩要忍受极大痛苦。厦门的叶汉章牧师就在《戒缠足论》描绘了缠足时的惨痛。“自五六岁时，则苦其足，牢束紧扎，俨似烙逼，气阻不行，若同压踝?……或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

缠足的陋习是中国广大妇女的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满清刚入关时，曾经禁止汉人缠足。但即使如此，仍难以得到推行，加上满清统治者发现这种陋习有利于统治，也就听之任之了。而袁枚、李汝珍等等思想家也痛斥缠足的危害，但在社会病态的审美中，缠足依然在民间愈演愈烈。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缠足这种陋习遭到了挑战。不少来华传教士发现缠足后，强烈地谴责这样的陋习。上主创造人类，赋予人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以非自然的方法戕害肉体，不仅不人道，更违背了主的教导，因此就投入到天足运动中。

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天主教的耶稣会士编著《劝入脚图说》，劝勉国人放弃这种恶俗。而在1974年，英国麦高温牧师在厦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禁戒缠足组织——厦门戒缠足会。很快就得到了教会人士的支持，当时鼓浪屿上的女子学校，都积极参与其中，给女生们放了足。

接着麦高温把这项事业推广到全国，得到了英国人立德夫人的认可。1895年，她在张之洞等开明官员的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天足会”。这个组织拓展到武昌、汉阳、汉口，广东、香港、澳门、汕头、福州、杭州和苏州等各大城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全国上下开始反思中国贫弱的原因，而缠足被不少有识之士视为阻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天足会在各地得到了社会精英的支持。比如福州道台就饱含深情地对立德夫人说：“你像观音菩萨，中国人过去只有一个观音，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也参与到戒缠足的运动中来。康有为不仅批判缠足的危害，更是顶住宗族的压力，主动给女儿放了足。而梁启超在建立缠足组织的同时，意识到必须从国人的审美观，择偶标准入手，才能真正根除这种陋习。于是他到处宣传，“风示各学生，誓不娶小脚女子为妻”。希望新一代的中国男人不娶小脚女人，从而根本解决问题。

在社会上中外人士的共同呼吁下，清廷于1902年颁布法令，废除缠足，天足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消灭这项摧残中国妇女的陋习，迈出了坚实一步。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把禁止缠足写入了法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在“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中，缠足这种封建文化的糟粕，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学堂中的女生，几乎看不到缠足的现象了。这种陋习只局限于一些农村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对封建陋习进行了大扫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缠足被彻底消灭。束缚广大妇女的裹脚布，从此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